微博等新兴媒体给中国的社会舆论场带来深刻变化。有人指出，自媒体舆论场是信息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争论越来越多，讨论越来越少；转述越来越多，调查越来越少……情绪宣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倒逻辑分析的非理性趋势，正影响着舆论场中的每一个人。
对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来说，在快速传播的消息中去伪存真，在泥沙俱下的信息中披沙拣金，在对立纷争的观点中持论公正，做好社会舆论的稳定器，成为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更成为其存在的核心价值。这需要媒体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地报道和评论新闻事实，更需要媒体工作者具备一项基本素养——理性思维。
一、当前社会非理性思维发酵的危害及原因
非理性思维，是人们通过直觉、意志、欲望、本能等，认识和把握世界规律的思维方式。它客观存在，伴随着人的产生而产生。在哲学层面上，非理性思维对于人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非理性思维的泛滥，会影响到社会的常态运行及健康发展。
当前社会中的非理性思维，集中呈现三个特点：论断极端，判定非黑即白、归因简单偏激；视角片面，认知有选择性、推论以偏概全；心态消极，情绪上愤世嫉俗、态度上无端否定。
非理性思维发酵的原因有多方面，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等不及，二是想不透，三是图私利。
1.等不及：转型变革带来心态浮躁化，压缩了理性思维的生长空间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急速转型变革的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和利益格局调整让部分人产生了被剥夺感；社会分层多样和阶层流动加剧又让部分人产生了不安全感；思想观念多变和自身价值迷茫更让部分人产生了焦虑感。特别是新富阶层和新社会组织成员中产生的不稳定感和不满足感，让不少人产生了浮躁的心态，等不及循序渐进、科学理性的改革措施，只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把社会和个人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掉。与之相对，需要平心静气的理性思维，就显得“保守而不思进取”，在社会中难觅立足之地。
2.想不透：信息过量带来思维碎片化，阻碍了理性思维的生长过程
信息的极大丰富，既能为决策判断提供全面的依据，也会给决策过程带来不少麻烦。一方面，有效信息分散淹没于大量冗余信息之中，使得思考结果点滴零碎、难成体系；另一方面，信息更替速度加快，又使得人们无暇整理零碎点滴的发现，思绪频频被打断，变得支离破碎。思维失去了连贯性，理性思维所倚重的逻辑推理过程也就无从谈起。
3.图私利：利益诱惑带来行为趋利化，扼杀了理性思维的生长动机
市场条件下，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有时会表现出各种本能、情绪等非理性特征，如不加制约，常常会变得冲动甚至疯狂。部分人通过用迎合偏激换来了收益，让这种迎合成了“理性的选择”，理性思维所应有的独立精神反而成了“不合时宜”。这诱使更多人放弃了对独立思考的坚持，听任非理性之风的裹挟。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在非理性思维发酵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放大作用。
据统计，截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近3亿，超半数网民都在使用微博。这使得社会舆论场中的参与主体从原先专业化的、有组织的、相对稳定的媒体为主，变成了如今“票友”式的、各自独立的、随时进出的普通传播者占数量优势，“广场效应”随即显现。这大大弱化了传播者本应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一些人举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肆意喧哗、任意挑拨，揣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挑战一切规则和底线，非理性冲动被极大地纵容。?
在部分媒体的推动下，非理性观点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走向极端，变为群体极化中负面观点的集体宣泄，形成社会中的“非理性共振”现象，加大了辨识真伪的社会成本，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消解非理性共振需要提倡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是一种有明确思维方向，有充分思维依据，能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思维方式。它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人们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动活动。
理性思维的核心要素是重证据实例、重逻辑推理。这种独立的精神和辩证唯物的特性同新闻工作对其从业者真实、客观的基本职业要求正相契合。理性思维应该成为媒体从业者，特别是主流媒体工作者的必备素养。
1.理性思维应成为媒体工作者区别于一般自媒体传播者的重要标志
专业媒体工作者比普通自媒体传播者占有更多的信息资源，而对信息的掌握程度，是进行理性分析判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专业媒体人比自媒体传播者有着更好地应用理性思维的条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优势，才能更好地应对自媒体的挑战，防止被自媒体“牵着鼻子走”，甚至是被“边缘化”。
2.理性思维应成为媒体工作者履行“把关人”职责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自媒体传播的一大缺陷是“把关人”缺位。这对充当社会新闻信息“把关人”的专业媒体来说，是机遇，更是责任。媒体人需要自觉地运用理性思维，对各种来源的新闻事实进行充分核实、反复比较、深入分析和全面综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3.理性思维应成为主流媒体工作者做好“社会舆论稳定器”的职业要求
主流媒体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其作用不仅是传播信息，更有着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做好社会舆论的稳定器，需要主流媒体能够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减少偏见冲突、弥合社会缝隙、增进社会认同，有效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动荡。这需要主流媒体的工作者，以理性思维为职业要求，积极提供多维的视角，全面呈现复杂的事实，用心倾听“沉没的声音”，让“非理性共振”的振幅小一些，让理性平和的声音大一些。
三、用理性思维实现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新闻信息的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立足点。真实、准确就是要重证据实例，全面、客观就是要重逻辑推理。理性思维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就是要在报道策划、采编、评论的过程中，坚持冷静细致的观察比较、深入透彻的分析综合和科学缜密的抽象概括。
具体说来，就是要立场求公、事实求真、逻辑求严、分析求深、表达求准、效应求正。
1．立场求公
媒体代表社会公正，左右舆论方向。媒体立场不公，则舆论跑偏，社会天平也会受其影响而倾斜。
偏颇性是媒体公正的大敌。偏颇性报道会歪曲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2011年10月，有媒体刊发了一则题为《郑州产妇被麻醉后苦等医生2小时不到 胎死腹中》的报道，瞬间引爆舆论。但细看此报道，基本以孕妇潘某丈夫田先生的话作为直接引语还原事件过程，对事件的另一当事方——郑州某医院的报道却严重不足。事实上，院方曾当面让家属了解胎儿异常情况，并三次建议患者尽早终止妊娠。更重要的是，患者家属田先生事后表示，报道内容“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显然，这则偏颇性明显的报道有着预设的立场——医德沦丧，在添加了“合理想象”之后，变得更具煽动性。
坚持平衡报道是克服偏颇性的法宝。不能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新闻事实，要给当事各方平等的陈述机会，特别要注意综合考虑各相关方的利益，避免坠入某一方的利益“陷阱”，导致被“绑架”或被“收购”。
在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上，当有车的人高喊“公路姓公，应当免费”时，媒体也应替没有车的人算一笔账：据公安部公布，到2011年底止，全国有私人汽车7872万辆。以一户只有一辆车，每户平均4口人计，全国拥有私家车的人口也不到3.2亿。如果公路全部免费，意味着那些使用公路相对比较少的，没有车的10亿人要为使用公路相对较多的，有车的3.2亿人平均分担公路建设费。这是不是也有失公平？苛求一项政策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太现实，但让各方的声音都能平等发出，是媒体的责任。在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上，公正的态度是坚决反对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设卡，避免不加分析地鼓吹高速公路完全免费。
2.事实求真
新闻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事实不真，则新闻价值全无，媒体公信尽失。
盲从是新闻失实的重要诱因。媒体盲从，大致有三类：一是盲从于网络，稍有风吹草动，便宁可信其有。近两年，PX项目多次引发热议，多家媒体曾报道过 “PX有剧毒”、“PX会致癌”、“PX导致新生儿畸形”。实际上，PX只是易燃低毒类危险化学品，与汽油属同一等级，目前也没有科学证据证明PX会致癌，或者导致畸形。二是盲从于社会情绪，集中体现在涉警、涉官、涉富等领域的报道中。2012年4月，美国南加州大学两名中国留学生被枪杀在一辆宝马车中，立刻挑动了国内某些媒体的敏感神经，受害者被描绘成了“富二代”。其实，被害的两位留学生都是普通人，宝马车是从二手市场买的便宜货，一桩悲剧由于媒体的主观臆断造成了对受害人家属的二次伤害。三是盲从于名人权威，名人专家往往是可信赖的信源，但即便是专家，离开了其所擅长的领域，对问题的认识也并非都正确。2012年初，一位医学专家宣称全世界只有几个国家没有实行免费医疗，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许多媒体争相转引。可经过认真求证发现，这位医学专家的说法并无多少事实依据。
反复核实是避免盲从的要诀。要尽量使用两个以上的信源交叉核对，少用不用匿名信源，不发表传言、谣言，更不允许任何的“合理想象”。
在2011年的深圳“八毛门”事件中，有媒体在获得患儿父亲一方的陈述后，未做必要的核实，就以《医院要做10万元手术最终8毛钱治愈》为题，发出了报道，让本就敏感的医患关系之弦更加绷紧。最终事实证明，医院起初的诊断并没有问题，患儿接受了手术，治好了病，患儿家长和部分媒体也相继发表了公开的道歉信。普通人不经核实听信传言，最多不过是一个不聪明的看客，但作为媒体，不经核实传播信息，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不负责任。
3.逻辑求严
逻辑强调确定性和一贯性，引导我们顺藤摸瓜，得出现象背后的本质。逻辑不严，则藤索脱节，推论无从进展，甚至会走上岔路。
想当然是逻辑推演的大忌，会使人的视野变得狭窄，思路变得简单，从而导致一些极端结论的产生。部分媒体乐于将社会的一切问题归因为政治体制问题，就是浮躁情绪影响下的想当然。在少数媒体眼中，中国一无是处，且根源都是制度的错、政府的错。这样的极端思维，并不鲜见，还有人会认为这种思维深刻。
遵从逻辑规律是规避想当然的根本方法。遵从规律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否则，就会发生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自相矛盾等逻辑错误。
2012年初，北京宣布2011年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2447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有媒体评论说，北京生活水准、民生保障远不及香港和美国，与香港、美国相比，北京市民没有幸福感。这就犯了类比失当的错误。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美国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7132美元、香港为31799美元，分别是北京地区的4倍多和3倍左右，以这么大的差距，去进行民生待遇方面的比较，可比性不足。现实生活有时确实难以用简单抽象的符号和公式进行推理演算。但有学者提出，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态度——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和证据。
4.分析求深
分析是透过表面现象，寻找本质属性和内在关系的过程。分析不深，则易被表象所困，或淹没于冗余信息，或偏执于细枝末节。
跟风是分析难以深入的症结。近段时间，网上“哭穷”的网友越来越多，有白领发帖称夫妻月入1.8万元却“穷得吃不起肉”。有媒体于是让网友投票，选择各大城市能让人有安全感的工资底线。这一调查看似有分析，实际上只是网络“哭穷”帖的翻版，并无新意。另一媒体则总结出了最爱“哭穷”的三类人：矫情的中产小资、嫌贫爱富的人和不想也不会踏实奋斗的人，指出了“哭穷”情绪泛滥对社会的负面效应，让人眼前一亮。
独立思考是防止跟风的手段。独立深入的分析是媒体在新闻同质化竞争中制胜的武器，不经思考的新闻报道大多让人毫无新鲜感，更经不起历史的沉淀。
这两年，“幸福”一词突然热门起来。然而，很多议论却满足于现象的罗列，结果，不仅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扩大了痛苦感，扩大了社会各界之间的裂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的幸福感是边际效应递减的，而痛苦感却会以几何级数放大。今天感到幸福的待遇，延续到明天，幸福感就会减少，如果这种待遇常年不变，成为常态，就不会再有幸福感；而今天感到痛苦的问题，日积月累，会感到越来越痛苦，直至忍无可忍。
5.表达求准
表达是思想的“外衣”。再华丽的“外衣”，也需合身。表达不准，则混淆视听，再高远的思想也会被埋没。
“眼球情结”是表达走样的根源。为了抓住宝贵的“眼球”,媒体纷纷给新闻报道穿上抢眼的“外衣”。“最”成了许多媒体偏爱的词汇，“最美”、“最牛”随处可见。在关于三峡工程防洪功能的报道中，媒体先后用过“可抵御万年一遇特大洪水”、“可抵御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每一个表述单独看，都很有气魄，可当网友把这些表述罗列在一起时，却让人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究竟有多大产生了疑问。
平和心态是消解“眼球情结”的良方。前些年，“南京儿童医院事件”引发热议。事件中，尽管患儿家属“跪求”医生这一细节非常抢眼，但考虑到家属在情急之下可能会采取这一举动，而这未必就是医护人员的过错，如写入报道，可能会加重文章的悲情渲染，故有媒体在报道中舍弃了这个细节。同时，舍弃了“事情发生后双方人员爆发肢体冲突”等表述模糊又极易引起偏激联想的情节。事实证明，这一系列表达上的稳妥处理，非但不影响报道效果，还让媒体赢得了当事双方的认可，最终推动了事件的认定和问题的解决。
6.效应求正
报道产生的社会效应有正有负，正效应可以促进社会融合、增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负效应则可能加剧社会分裂、诱发社会冲突、导致社会危机。预估报道产生的社会效应和风险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有的态度和应尽的义务。
负面信息的集中过度呈现是负效应爆发的导火索。这种过度呈现，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恶意炒作，寻求轰动效应，如2010年，富士康连发员工跳楼事件，部分媒体热衷追逐“N连跳”的“数字游戏”，产生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二是“好心办坏事”， 如2006年10月，某媒体推出深度调查报道《高招谜局》，揭露民办江西某学院采取蒙骗手段，学生进校后才发现自己是自考生，没有国家承认的学历。本希望揭露问题，推动事情的解决，却因报道时机、强度和平衡性等问题上的失误，激发了学生的愤怒，诱发学生怒烧教学楼，砸坏五辆汽车。
讲求报道的适时适度是控制负效应爆发的阀门。以前面提到的自杀报道为例，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对此类事件的报道都有明确的限定和要求，如不附加图片或视频，避免绘声绘色地描述自杀过程和所采用的手法，切忌为自杀者歌功颂德或大肆渲染，不使用煽动性标题，不宜简单地将责任归究于任何一方,等等。这都是为了尽可能弱化偏激行为的社会负面示范效应。反观我们部分媒体在当年“反日游行”中，对打砸抢行为过分渲染与详细描述的做法，就值得反思了。在坚持公开报道原则的前提下，把握适时适度原则，避免煽动仇恨和社会冲突，维护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弘扬正效应，规避负效应，应成为当今中国媒体的共识和行事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