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利于提高党和党的抗战主张的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主要的媒体只有广播和报纸,信息流通受到限制,再加上国民党在国统区对党的新闻事业加以摧残,国统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有限。《新华日报》是国统区群众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信息渠道,所以《新华日报》肩负着宣传党、提高党影响力的重要使命。1938年初,上海、南京失守,国民党已经撤退,上海、南京处于一片惊恐与混乱中,《新华日报》立刻发表社论《西班牙人民的胜利》,告诉群众“不为一时的军事成败而张皇,不为暂时的部分的领土丧失而动摇” ,党报社论为处于惊慌失措的上海、南京群众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临危不乱的形象与国民党撤退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面对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始终与群众同在,加深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与崇敬之情。1939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周恩来和《新华日报》编辑部人员于10月22日乘租来的游轮撤离,在港口许多难民要求乘船离开,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宁可舍掉器材,也要尽量把群众带走” ,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中国共产党才会如此深得民心。《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出版,不仅成为了党和群众的桥梁,更使群众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提高了党在国统区民众心中的影响力。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并写了大量的通讯,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斯诺去陕甘宁边区采访的原因是他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赞颂新四军、夸奖八路军,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产生极大的兴趣,所以三次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中共领导人,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与军事策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其抗战主张在世界的影响。
(二)有利于提高各民族、各党派团结抗战的凝聚力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因此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时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革命取胜的关键。无论是中间势力还是顽固势力,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妇女儿童,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千千万万的大军,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晋察冀日报》1941年8月15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讨论了《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少数民族问题》,分析了北岳区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现在的生存状况以及与汉族的交往情况,提议只有在各民族联合一致的基础上,才能构成最大的统一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各民族要团结一致抗击日本。并对于如何构建民族团结提出了几点意见:广泛动员,通过自愿原则参加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可以按照民族建立以抗日为根本要务的民族团体,然后按照团、村、区的方式将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从这篇社论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党对于民族工作的重视,而对民族工作的宣传,新闻媒体起着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新闻宣传是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和巩固的一项重要工作。
除了对国内各民族抗战情况进行报道外,党报还注重报道海外华人华侨的抗战新闻,提高各民族、各党派的凝聚力,在世界范围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10月17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南洋华侨救亡团体领袖陈嘉庚的抗战事迹,“在陈先生的带动下,马来西亚掀起了万人签名运动。小贩们把签名纸张贴在摊上,让主顾签名,家庭里的女仆不会写字,但也颤颤抖抖地画一个圆圈表示她的爱国心” ,虽然他们没有能回到祖国直接奔赴战场,可是他们捐款捐物、签名游行,用自己的方式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党报报道海外华人华侨的抗战业绩,对于国内群众了解海外同胞,加深海内外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鼓舞和激励着国内群众的抗战热情。
(三)有利于提高党报的抗战舆论引导力
舆论是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表达的一种意见或态度,媒体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在抗战时期媒体的舆论引导更不可缺,主要从从号召群众奋起反抗、报道战绩鼓舞士气、揭露与谴责日军的残暴罪行三方面进行舆论引导。引起群众民族主义认同感和对日军的道德谴责感。
在号召群众奋起反抗方面,《晋察冀日报》在抗战期间发表了大量社论,号召群众英勇战斗,在不断战斗中把自己变成钢铁的力量,坚定抗战到底。1938年3月初日寇第一次入侵晋察冀中心阜平县,犯下滔天暴行。1938年3月28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回答敌人的烧杀》,号召晋察冀边区的同胞“英勇地干起来,坚定抗战到底的意志,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不要悲观失望,反对动摇、妥协、投降,要用枪刀同日寇周旋到底!” ,1941年9月面对敌人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疯狂的“扫荡”,《晋察冀日报》在9月13日发表了《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敌寇“扫荡”而斗争》,号召“只要我们边区党、政、军、民能够百倍地紧张起来,全体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大家集中全力与敌斗争,疯狂的敌人必然要在我无敌的晋察冀边区人民面前被粉碎的!” ,这时期党报通过激昂的评论方式,号召群众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与斗志。
在报道战绩鼓舞士气方面,《新中华报》、《晋察冀日报》等都对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八路军击毙日军高级将领等战役都进行及时、充分的报道,有消息、社论、专访等多种形式相配合。在对新四军的报道上播发了《新四军苏南大捷》、《新四军攻克云梦城》、《新四军袭入南通》等大量描述战斗纪实的新闻稿件,反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事迹,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
在谴责日军残暴罪行方面,《晋察冀日报》在1937年至194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刘庄惨案而控诉》、《为茂林惨变而控诉》、《井陉煤矿的血腥事件》、《抗议平江惨案》等,控诉日军在中国各个地方制造的惨案与屠杀,在经济上对我国资源贪婪的掠夺,让群众认清日军的残暴与野蛮行径,激起民众的抗日决心,对日伪报刊所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进行有力回击。这种对比性的报道手法,在特殊的战争年代既能树立中国军队抗战的英勇形象,又能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通过舆论引导获得群众对抗战的大力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海外都进行报刊宣传抗战,并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比如密切联系群众、勇于与反动派作斗争、让报纸成为战斗的武器等,对于提高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各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党报的舆论引导力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经过70年的发展,但是党的新闻工作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在当今依然适用,我们的新闻工作也应当遵循党新闻工作原则,更好地发扬抗战时期新闻宣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钱枫、张家厚、魏承史:《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纪略》,载于《新闻资料研究》第一辑1979年8月,第27页
钱枫、张家厚、魏承史:《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纪略》,载于《新闻资料研究》第一辑1979年8月,第30页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二版),东方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岳颂东:《延安<解放日报>是鼓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嘹亮号角》,载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411页
《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回答敌人的烧杀》:载于《晋察冀日报社编选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1页
《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敌寇“扫荡”而斗争》:载于《晋察冀日报社编选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