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历：
王武录（鹿舫），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生于安徽。1970年至1975年，任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1975年至1981年，先后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81年至2002年，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曾担任机动记者、高级编辑、函授部副主任、《新闻战线》杂志副总编辑以及由人民日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新闻系副主任、教授。2002年至今，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负责党报党刊研究中心日常工作，承担省部级社科项目《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研究》、《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版面研究》等。指导研究生多人，有的现为人民日报中央记者组成员，有的现为驻外记者。

专著、译著有《人物通讯写作谈》（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通讯采写概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通讯写作五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报道与论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新闻采访例话》（江西高校出版社1997年版）、《同研究生谈新闻采写》（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计160万字，共发行15万册。其中，《同研究生谈新闻采写》获国家广电总局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发表论文、译文200多篇，分别见之于《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出版报》、《新闻战线》、《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与写作》等报章杂志。曾参与编辑人民日报新闻函授部教材（6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必读书（4卷）、《<新闻战线>文萃》（4卷）、《中国青年记者通讯员自学丛书》（10卷）、《<全国新闻系统测试复习提纲>辅导材料汇编》（采访学、编辑学）等。

曾采写过有影响的报道，并获得过人民日报内参、编辑、评报等方面的奖项；协助中国记协主席、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整理的《同研究生谈新闻评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50周年时，获吴玉章奖。

曾任人民日报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石油系统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广播学院编辑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他不会电脑，据说原因之一是因为三十年记者、编辑生涯让他得了严重的颈椎病。他不懂英文，据说读研时翻译过俄文资料。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据说就喜欢散步和听《春江花月夜》。他常周济别人，自己老是一身过时的衣衫，不过那白衬衣的领子、袖口什么时候看都是干干净净的。他羡慕别人文思泉涌，自己写文章像是挤干瘪的牙膏，使很大的劲，才挤出一点点，不过圈内读者评价却是“有思想，有才情，非小鼻子小眼者流”。他在会场上常常眯缝着眼睛，分明是在打瞌睡，可是谁的发言要是有某种新东西，哪怕是一句新话，他马上睁大了眼睛，飞快地记录。他在讲台上的开场白，常常是“教授原本是农夫。所以就我讲授的内容而言，不怕离经叛道，欢迎邪端异说，但反对胡思乱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者也。任何真正的学问，在它刚露头的时候，都被一些人视为‘离经叛道，邪端异说’。然而，没有这样的‘离经叛道，邪端异说’，就没有学问的发展，真理的发现……” 
他就是我们众多采访对象之一王武录。这个当年靠人民助学金读书的农夫，今天不乏前瞻的目光，开放的襟怀，探索者的豪情。

不知者甚为惋惜，知之者大力支持

王永亮：王老师，2002年初，您还不到53岁，就主动要求调离人民日报副局级干部岗位，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当专职教授，很多人不理解。直至2003年初，北京广播学院学术委员会表决通过您为博士生导师时，更多的人看到了您调离人民日报时，报社负责同志亲笔为您写的鉴定，“不理解”的声音才小了些，而紧接着为您惋惜的声音又大了起来。因此，可否请您首先对“不理解者”、“惋惜者”说几句话？
王武录：好。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中国第一大报，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十大报纸之一。2002年1月，我在调离人民日报时，直接分管我的报社负责同志为我写的鉴定全文为
“王武录同志不愧为是在人民日报成长起来的资深编辑，具有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根底，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根底，具有很强的新闻研究、评论水平和教学能力。王武录同志能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在政治上自觉地坚定地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非常可贵的一条是，坚持与时俱进，心系大局，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现实发展，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同党的新闻事业、同人民日报的事业联系起来。王武录同志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对去年承担的负责联系、收集、整理、归纳、反馈读者对人民日报意见的工作，极端认真，知难而进，做出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吃苦耐劳，精益求精，一个人干了几个人才能负担的工作量。王武录同志的钻研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他善于小中见大，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思想有深度，见解有新意。王武录同志还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传统美德。比如甘于奉献，不事张扬；坚持真理，热烈执著。认准的事，认定的理，那怕有不同意见也不轻易放弃。可以说是科班出身，专家型人才。”
这里面不乏勉励，但无溢美亦无苛酷。
大家知道，按照党和国家有关规定，自副省、副部级起，党务、行政干部60岁即退休。因此，我常说，人过50便“倒计时”了。这当然不是对治学而言。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命”者，客观规律也。治学不就是探讨客观规律吗？我在年满52周岁时，离开人民日报副局级干部岗位，以避开“倒计时”，来到北京广播学院当教书匠，以进入同治学相适应的“知天命”期，何乐而不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外出采访，常有地方有关负责同志对我说：老王，两件事最使我犯愁，一是抓计划生育，一是征订你们《人民日报》。也许，说者无心，可听者我就别提心里有多难受了。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杂志副总编辑期间，常发现有关研讨会，一提到中共党报，便啧有烦言。然而那言中又有多少对党报的认识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这些都促使我想有朝一日集中时间、精力，专门研究党报，进而为党报的改革、发展略尽绵薄。
北京广播学院是我读大学时的母校，现为以信息传播为特色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即中国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之一；自2000年起，学校由国家广电总局划归教育部直属，育人范围随之有新的拓展，也就是，在继续为全国广电系统培养人才的同时，兼顾报刊出版系统。
北京广播学院主校区离人民日报大院仅七公里。学校师生到报社实习，报社工作人员到学校兼课，都方便。1978?2000年的二十二年间，人民日报因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合办了研究生院新闻系而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自2001年起，人民日报因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撤出而再无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广播学院顺应天时，巧用地利。院长刘继南教授及时提出，北广报刊专业学生要把党报党刊作为学习、研究的重点，特别是要学习《人民日报》、研究《人民日报》、服务《人民日报》，进而把自己培养成具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思想深度和文字功底、有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报坛新秀（见2003年12月25日《广播学院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母校师友于2001年底邀我前往筹建北京广播学院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依托该中心，北广自2002年起在硕士生中增设报刊新闻业务研究方向，自2003年起在博士生中增设报刊理论和实践方向，自2004年起招收报刊双学位生。两年多来，该中心申报的省部级社科项目《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研究》、《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版面研究》等在稳步推进。我相信，假以时日，该中心工作人员以及北广报刊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会为党报的改革、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郭晓明：据我们了解，人民日报很支持您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
王武录：确实支持啊！自2002年初以来，人民日报多位资深记者、编辑、评论员现为北广报刊方向的教学科研出力。他们或兼课，或任特约研究员，或作硕士生、博士生兼职导师。他们中有评论部主任米博华，教科文部主任李新彦，环球时报总编辑何崇元，总编室副主任王咏赋，经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汽车报社社长李庆文，新疆记者站站长王慧敏，吉林记者站站长李忠春，高级编辑李长虹等。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中国汽车报》还捐资十万元支持北广党报党刊研究中心推进有关科研课题。如果没有人民日报主要负责同志关心、支持，仅靠我一个人“穿针引线”，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我估计，假以时日，北广报刊方向师生有可能成为人民日报非在编的“报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有可能成为北广报刊方向非在编的“教员”。
王永亮： 听说其他报纸包括地方报纸的同志也很支持您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啊！
王武录：是啊！天津日报、今晚报主要负责同志和我们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共同申报科研课题。鞍山日报、漯河内陆特区报、中国海洋石油报捐资十万元支持北广党报党刊研究中心集中人力探讨有关党报的十一个问题。
郭晓明：哪十一个问题？
王武录：第一，党报的指导思想。
第二，党报的运行模式。
第三，党报的经营管理。
第四，党报的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特点。
第五，党报与社会舆论。
第六，党报与主流文化。
第七，党报与非党报的竞争与互动。
第八，党报与同为党耳目喉舌的广播电视的竞争与互动。
第九，“入世”以后的党报。
第十，中外部分党报比较。
第十一，从党报特性看党报工作人员的培养。
王永亮：想围绕这十一个题目做好文章，仅靠你们北广党报党刊研究中心的人，也难呀！
王武录：中心现有两名工作人员，四名博士生，七名硕士生。人手不够。幸亏有全国各地有识之士的关心支持。除前面提到的有关报社的同志外，还有：《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张芬之，副总编辑孙月沫。石油工业出版社社长魏宜清，总编室主任鲜于德清。《中国石油报》副总编辑郑崇德，《新闻之友》杂志主编方佳殿。《中国铁道建筑报》副总编辑田望生。北京日报《新闻与写作》杂志主编郭栖栗。《湖南日报》总编室主任文热心。辽宁《鞍山日报》总编辑王守卫。河南《漯河内陆特区报》总编辑熊焕业。福建《闽东日报》总编辑王绍据。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史林杰。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王传寿。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刘卫东。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白贵。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蔡铭泽。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张知干。湖北江汉石油学院党委宣传部长李玉泉。大连理工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郑保章。浙江宁波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黄奇杰。陕西电视台高级编辑于聚义。安徽《安庆日报》主任编辑李叔雅。《哈尔滨日报》编辑高祥熙。他们或担任中心的特约研究员，或做中心硕士生、博士生的兼职导师。我坚信有学校的正确领导，有人民日报及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们围绕党报研究工作提出的那十一个问题，会一一写出答案。
王永亮：要是我们对那十一个问题一一谈出个子丑寅卯了，就有可能说自己对党报的认识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是多维的而不是单向的；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的。
王武录：可以这么说。也只有围绕这十一个问题，一一拿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北广党报党刊研究中心才名符其实啊！我本人也才对得起培育了我二十余年的党中央机关报啊！

“一身三任”?“四个转变”?“三次分流”?“一个分离”

王永亮：从我们能查阅到的文字、资料看，您早在15年前就明确提出上新闻研究生讲台的人应当实行“三位一体”，即：教员要集教师、记者（编辑评论员）、新闻研究工作者于一身（参见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白杨颂》）。请您谈谈这些想法的由来。
王武录：这些想法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三结合”的办学体制。
《新闻学简明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这一词条写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研究生的新闻教育机构。1978年9月创办于北京，设有新闻理论、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世界新闻、新闻业务、国际报道、英语新闻写作、英语新闻采编、广播电视研究等专业。学制三年，经过三年培养，研究生应成为具有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新闻知识和一定的独立从事新闻采编或研究工作能力的，又红又专的新闻人才。教师大部由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兼任。”
我1978年9月1981年9月在该系读研究生，即为该系首届毕业生之一；19822000年任该系新闻采访与写作课兼职教员；19931995年期间还担任该系副主任。据我所知，1978年8月在筹建该系的一次会议上，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对该系的办学体制、教员配备、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研究生选拔、实习和学位论文写作乃至生活安排，都一一做了指示。其情殷殷，更论述深刻，至今传为美谈。譬如：
他在谈到该系新闻评论课教学时，说：“新闻评论的工作，是不容易做好的，这门课，不太好讲。不是凭敏感能讲好的，至少要有半年时间的准备，才能讲。不仅讲人民日报的评论，还要讲各种形式的评论。要讲我们党党报的评论，要讲马恩列斯毛主席写的评论和资产阶级评论有什么区别。资产阶级评论有它的特点、长处，我们党的评论有写得好的，也有写得差的。不要靠回忆录，要理论化，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指定专人，要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就会考虑，给他一年时间准备，讲半年，就非常好了。如果只花半年时间，至多只能讲三个月。”
他在谈到该系英语写作专业的教员、教材和学员时说：“英语写作专业，也要指定人，也要做好准备。要当记者，只学写作是不够的，还要知道别的事。不训练也可以出国当记者，无非出点洋相，或者工作效率低些。但是研究生就不能这样。记者出去已经有了经验，研究生缺少经验，所以要有训练计划，要有课程，要实习。实习第一年就应开始，而不是从第三年才开始。三年里，有专业课程，同时要有实际训练，没有实际训练，只上课，是错误的方法。没有经过实际的采访写作训练，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才。评论员非常难培养，不要希望三年就能出人才，也许十个人中出一个人才就不错了。总之，三年中要有紧张的实际训练。”
他在谈到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时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应该是紧张的，以不生病为原则。不要没有事，上大街，或者扯乱谈。训练一年就不一样，三年，就大不一样，他们写出的东西，不要大修改，就是合格的。”
他明确规定研究生要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反杜林论》作为两门政治课。
……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和精心培养下，自19782000年22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共招收硕士、博士生600多人。他们大多成为人民日报、新华社的高级编辑、高级记者，其中在这两大新闻机构和其他单位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7人，担任司局级领导职务的有50多人。
我认为该系之所以为我国新闻界培养出了这么多骨干，关键是它的“三结合”办学体制。结合的三方分别为：新闻单位人民日报、新华社；研究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教育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种办学体制既解决了传统的新闻院校教学、科研与新闻单位的实际工作相脱节的问题，又解决了新闻单位自办的“干训班”之类教学、科研不系统、少深度的问题。
我认为，对当年为该系付出过心血汗水的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新闻界同仁都应该记住他们。如：中央负责同志中的胡乔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温济泽、安岗、谭立、范荣康、商恺、裴达、戴邦、陈龙……
我在该系工作的过程中体会到：该系“三结合”的办学体制落实到我身上就是“一身三任”集记者、教师、研究工作者于一身，新闻采写、新闻教学、新闻研究“三位一体”。当我在采写新闻的时候，我不仅是记者，而且是研究工作者和教师。也就是说，我要对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和评述，更要对现实生活进行观察和思考，力求把笔下的事物摆到时空交汇点上来展示，“时”者，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空”者，横向的社会发展现实，力争在一定层面或若干环节抽象出理性的东西，进而丰富新闻教科书上的相关内容，包括修订其过时的和不妥的部分。当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不仅是教师，而且是记者和研究工作者。也就是说，我要讲新闻采写的一般方法和技巧，更要对自己和其他记者的采写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还要展开对新闻宣传规律的探讨，尽量让学生于实例中见阅历，于议论中见真知。当我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不仅是研究工作者，而且是教师和记者。也就是说，我要追求学术性，对同一论题，力求过去、现在、中国、外国专家学者的见解咸集笔端，但我更追求学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仅有学术性而无实用性，失之虚；仅有实用性而无学术性，失之浅。学术性如树之根，树之干；实用性如树之枝，树之叶。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更何况我们意在提升新闻研究生的全面素质淬炼知解能力和内蕴气质，强化智能结构和情操气韵，增强动手能力和实干作风。总而言之，那些年对我而言，教学是研究的动力，研究是教学的基础，采写则是对教学和研究的检验。所以，出了一些成果。
论新闻采写，我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若干有一定影响的消息、通讯，如：《人大代表谈天津发展目标  稳定?稳步?稳妥》（载198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第十一届亚运会集资透视》（载1990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洞庭湖畔脚步声岳阳地区农村宣传贯彻十二大精神纪实》（载1982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为了共和国的光和热记能源工业四十年》（载1989年10月5日人民日报）、《满头白发满山青访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党委书记穆伦》（载1990年1月16日人民日报）、《世界经济体系在召唤渤海石油公司部分干部谈对外开放》（载198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重发肉票前后》（载1987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从合肥联大看社会办学的生命力》（载1985年4月17日、21日、24日人民日报）、《北京市民办大学的调查》（载1986年9月14日、15日人民日报）、《在国际竞争的课堂里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是怎样认识科技是企业生命的》（载1988年1月9日人民日报）、《实干兴三亚》（载199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当好排头兵  提到新水平人民日报编委会座谈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在社庆五十周年时的题词致电讲话综述》（载1998年第8期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
论新闻研究，我出了几本专著，如：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人物通讯写作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通讯采写概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通讯写作五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报道与论译》、江西高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新闻采访例话》。
论新闻教学，学生比较喜欢听我的课。我指导的研究生，后来有的成为人民日报社中央记者组成员，有的成为人民日报驻外记者。我参与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必读书《新闻干部培训讲座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采访与记者修养》（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消息通讯写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同研究生谈新闻评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有的被许多高校新闻系师生选用，有的获吴玉章奖。
王永亮：显然，当年从社科院新闻系走出的研究生整体质量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结合”的办学体制和“三位一体”“一身三任”的教员机制。您认为北广应实行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呢？
王武录：整体上我说不清，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其中应包括教员如何适应“四个转变”？学员如何实现“三次分流”？学校如何实行“一个分离”？
郭晓明：请先说说“四个转变”吧！
王武录：其一，北广从广电系统的一所高校，已经转变成全国100所重点高校之一。
其二，北广从一个广播电视教学科研单位，正在向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报刊、通讯全媒体教学科研单位转变。
对这两个转变前后的北广教员的素质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
其三，立足国内看，从“三足鼎立”到“五强争锋”。即：过去中国新闻教育界是人大新闻系、复旦新闻系、北广“三足鼎立”，而今天则是人大新闻学院、复旦新闻学院、北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五强争锋”。“五强争锋”时期的北广教员较之于“三足鼎立”时期的北广教员，同异之处各是什么，值得深思。
其四，立足国际看，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六强”。即：过去中国“一穷二白”，今日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行第六。这样的国际背景给北广教员提出了什么新课题，同样值得深思。
王永亮：请再说说学员如何实现“三次分流”吧？
王武录：朋友们告诉我：北广1993年在校生为1700人，2003年在校生为12000人，10年增加了6倍，而办学的硬件软件设施、条件，却没有这么大幅度的增加和改善。不少师生问：“长此下去，北广的牌子能否保住？”
担心可以理解，而解决问题的答案却不是简单的减少招生。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哪行哪业能无视“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的规律呢？更何况中国是广播电视大国，北广在走“大传播、全媒体”之路。办在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50万新闻大军的国度上的、唯一一所以培养广播电视人才为主的、综合性信息传播高校，若无万余名在校生，何谓大学？
世间万事莫不是人财物的不同组合。我深信，像我一样的北广后来人会努力奋斗，实现“保牌子，挣票子”的统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全国的人才培养分成三个层次，即“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具体到北广，可否对在校生实行三次分流呢？
首先，对二年级本科生实行分流，一部分作为媒体劳动者来培养，毕业即就业；一部分作为媒体专门人才来培养，毕业后接着读硕士。
其次，对入学第三学期的硕士生实行分流，一部分作为媒体专门人才来培养，毕业即就业；一部分作为媒体拔尖创新人才来培养，毕业后接着读博士。
最后，对入学第四学期的博士生实行分流，一部分作为省部级媒体和一般高校的拔尖创新人才来培养，毕业即就业；一部分作为中央级媒体和重点高校的拔尖创新人才来培养，毕业后接着读博士后。
可以预期，三次分流再辅之以其他措施，北广的老牌子不会倒，还会创出新牌子；北广的日子不致窘迫，票子还会把钱袋鼓起来。
王永亮：请再说说学校如何实行“一个分离”吧？
王武录：与“三次分流”紧密相关的是“一个分离”即教育的公益性部分与产业性部分分离。
《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都明确规定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本质是社会公益事业。公益性，也就是公共属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为确保社会公平和各级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上始终担负起主要责任，不笼统地提“教育产业化”可以理解。因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我国教育若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变成了一个产业，那不就会导致人们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吗？那会对教育的社会功能产生多么大的负面影响？
眼下，说问题的这个侧面者，声音大；而说问题的那个侧面者，声音小，即：我国教育是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公益性的？除9年制义务教育外的部分，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公益性的？要不要把其中非公益性的部分，也就是带产业属性的部分，大刀阔斧地分离出来，进而实行产业化经营？在这个意义上，提“教育产业化”又有什么不可理解？是不是也不应该笼统地提“教育公益化”？
所幸者，北广实干而不争论。从1994年成立北京广播学院董事会，建立校办产业体系；到2004年筹划民办性质的南京广播学院，拉动整个长三角地区广播电视教育的消费需求，无不源于学校决策者在理性层面上分离教育的公益性部分与产业性部分。可别小看这么一个分离！它将越来越有益于北广实现“保牌子”与“挣票子”的统一。因为，愈是明白什么是学校教学科研的公益性部分，广大师生就愈能公平、公正、公开地在信息传播领域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承担起相应的历史使命，以保住北广的牌子；同样，愈是明白什么是学校教学科研的产业性部分，广大师生就愈能在商业文化日益繁盛的今天有正确的应对，理直、气壮、劲足地挣来合法的票子，增加、改善办学的硬件软件设施和条件，进而为保住北广的牌子服务。

“没有办学理念的大学，再大也是小的”

王永亮：听说您在2004年2月的北广博导座谈会上提出一个观点“没有办学理念的大学，再大也是小的。”据您感知，北广的办学理念是什么呢？
王武录：一个大学的办学理念，是该校上下探索教学、科研规律，分析自己包括左邻右舍的历史和现状，进而对本校发展趋势做出的判断。从形式上看，一个大学的办学理念走在该校办学实践的前头；从实质上看，一个大学的办学理念又是该校前一段办学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明确的办学理念与成熟的高等院校，二者是一对孪生兄弟姐妹，明确的办学理念为成熟的高等院校指出了前途、道路，人们可以因之减少曲折，避免走大的弯路。而成熟的高等院校则由于有了明确的办学理念，师生、员工都知道本校的奋斗目标，有一种高瞻远瞩感、航程航线感，这里面能产生出多么大的精神力量啊！所以，我认为有办学理念的大学，再小也是强的；没有办学理念的大学，再大也是小的。
至于北广的办学理念，已在学校一把手岗位上工作十四年的刘继南院长，前不久这样表述北广的发展思路和宏伟目标：“以大传播的理念，全媒体的视野，植根广播电视，面向传媒界”，把北广“建设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大学”（刘继南：《在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理解：“大传播???全媒体?研究型?国际化”这就是北广的办学理念；起码这是今后北广办学理念中的主要元素。“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立足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多少困惑豁然开朗。提炼出这些元素的北广决策层，更是“提领而顿，百毛皆顺”，治校艺术跃入新的层面，何其快哉！
欣欣然难以自抑时，我祝愿北广学子自我提醒：既然是大传播、全媒体，那就意味着，不论学什么传播、什么媒体，都要强调文字功底，思想深度。诚然，“读图”今天成为风行世界的文化时尚；但是，若因读图而失去对文字阅读写作的兴趣、耐心，满足于现场录音录像的直观性表达而放松自己抽象思维能力训练，那就不仅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还会损害媒体新人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上的文字功底和思想深度，甚至会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想想吧，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不是同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完美融为一体的吗？龙的传人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质、情感……不都是同汉语汉字密切相关的吗？一旦我们失去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何谈民族精神母体的滋养和民族精神个性的发扬？切不可以为，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仅仅是未来报坛新人的训练起点。报人要有思想，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出版乃至手机短讯工作人员难道就拒绝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字功底与思想深度成正比。我深信，像我一样的北广后来人会努力奋斗，磨练自己的文字功底、思想深度，而读报看书则是磨刀石之一。
“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参见2004年2月1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它流传了几十年，还会流传下去。的确，读报看书所提供的信息量和思想空间远远超过图像媒介。它能使我们洞察内外大事，具备全局眼光，完善表达方式。长期揣摩那些从理论上阐述党和国家方略的文稿，更能使我们有清晰的思维脉络、准确的概念运用、严密的推理论证。
郭晓明：此处，您从北广办学理念中生发出一种企盼，或者说是祝愿北广学子讲“文字功底、思想深度”。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您在讲台上和著述中一再强调“过人的思想是记者安身立命之本”。
王武录：此处与彼处是相通的呀！记者活动领域开阔，不怎么受条条块块的局限。他今天在这个条条上看看，明天到那个块块上走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一级新闻单位记者的活动领域比一个部长、一个省长的活动领域都开阔。省市一级新闻单位记者的活动领域比一个厅长、一个专员的活动领域都开阔。地市一级新闻单位记者的活动领域，比一个局长、一个县长的活动领域都开阔。记者到处看、走、说用笔“说”，是记者工作的特性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一切，特别是新出现的事物决定的。一事当前，这个审视，起码包括五个层次：
其一，它是好事？是坏事？是不好不坏的事？是新事？是旧事？是不新不旧的事？
其二，值不值得报道？好事、新事不一定都值得报道；坏事、旧事不一定都不值得动笔。
其三，用什么形式报道？是公开报道还是写“内参”？
其四，用什么体裁报道？是写消息还是写通讯？
其五，用什么主题报道？从什么角度切入？尤其是针对社会上的什么问题来展开？
这五个层次的审视，都是在顷刻之间进行的，这就需要思想过人的思想。可以这样说，记者素质的特殊性就在于过人的思想，它是记者工作的特性决定的。没有一点过人的思想，所谓顷刻间完成五个层次的审视就是一句空话。
古人说：“文以意为主。”[（唐）杜牧：《答庄充书》]“意”不就是思想么？今人说：新闻用事实说话。“说话”不就是表达思想么？记者要用渗透着、寄托着他那过人的思想的事实来说话，所以说，过人的思想是记者安身立命之本。
王永亮：您能否对“过人的思想”这个提法，再做些解释？
王武录：说记者要有过人的思想，并不意味着记者是“天才”和“超人”，也并不是说惟有“天才”和“超人”才能当记者，而是说记者在思想上要追求与他人有所不同而独具卓识，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新的突破。
大家知道，新闻报道是社会化了的信息而不是自然信息，它是经过了记者不同程度加工处理的；也就是说，新闻事实须经过记者发现、选择、表述，才成为新闻报道传达给读者（听众、观众）的。而记者对新闻事实的发现、选择、表述，说到底又是其思想所指导的行动。换言之，新闻报道是记者思想的外化，它将记者思想水平的高低展现在读者面前。
记者思索的对象新闻事实，一量大，二构成因素复杂，三瞬息万变，这三点决定了记者必须具备过人的思想。
王永亮：记者的思想过人与否，其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呢？
王武录：主要有三：其一，整体性与单一性；其二，立体性与两极性；其三，动态性与“一次性”处理。
整体性，即：记者突破所观察的事物本身，超越一事一物的狭小空间，跳出就事论事的框框，在时代的横向和历史的纵向相交的坐标上来把握信息，包括把握它的横向环境和纵向经历，从而弄清它宏观的意义。倘能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世界在记者眼里，就不是各种事物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同时，记者也会把自己对所观察事物的各个部分、方面、要素的认识统一起来，既以新闻工作者的眼光看待事物，又以历史学家的目光审视事物，进而在大量信息中捕捉出最有新闻价值的部分传给读者，也留给历史。和整体性思想相对应的是单一性思想。它表现为记者在把握事物时，往往忽视事物间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即用某一种最表面、最直观的因素来解释新闻事实。结果，面对大量的信息，手足无措。
立体性，即：多角度、多侧面地思考问题。和立体性思想相对应的，是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极式思想。它一方面使我们总喜欢对采访对象作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听不见凯歌声中的叹息，也看不到错误背后的教益，影响报道的深度（因忽视了成功中包含着的隐患，失败中包含着的转机）；另一方面又使我们只习惯于寻找代表事物两极的例子大好大坏、大起大落，忽视两极之间的广阔空间普遍的社会现象，影响报道的广度（在大好大坏、大起大落中间，还有无数的点，而每一个点又都可以构成一个单位的个体，都有与其他各点不同的特征）。
动态性，即：灵活的、开放的思维活动。它是一个不断同外界交换信息的、通过反馈机制进行自我调节的动态有序的系统。它要求在事物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对事物进行追踪控制，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向。和动态性思维相对应的，是那种重定论而轻发展、重结局而轻过程的思维，它使我们对大千世界习惯于进行“一次性”处理一项活动结束后来个总结性报道，一宗案件结了案才予披露，而忽视表现报道对象在“进行中”、“过程中”的状态，因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客观事物，显得苍白无力。
王永亮：今天更加强调记者包括学新闻传播的人要讲文字功底、思想深度，是否与报纸、广播、电视间的竞争及互动，文字新闻、视听新闻间的竞争及互动，也有关系？
王武录：大有关系。眼下，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已经成了公众获得新闻的主要来源。在西方昼夜不停播送新闻节目的，只插进广告而没有任何娱乐内容的全新闻广播电台和有线电视新闻广播网不断出现。在我国，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很多人养成了早上听广播新闻，晚上看电视新闻的习惯。
在传播学者看来，以音响为符号的广播，是人耳朵的延伸。以图像和音响为符号的电视，既是人眼睛，又是人耳朵的延伸。广播、电视传播新闻不仅比报纸迅速，而且可以采制现场录音报道和通过实况转播，让听众、观众闻其声、睹其形、见其人。因此，近年来，报纸明显感受到同广播、电视竞争的压力，文字新闻日益面临视听新闻的挑战。
从国内外新闻界的实践看，报纸、文字新闻是从两个方面来应战的：其一，加强稿件的现场感，即报道中有适量的现场环境及人物事实的忠实描述，使读者在接受传播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其二，加强稿件的深度，即报道不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且告诉读者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人们通过广播、电视初步了解某些重大新闻事实后，接着就要提出这些新闻事实为什么会发生？它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回答这些问题的新闻文体，西方叫“解释性报道”，我们叫“述评性新闻”或“深度报道”。不论中外，回答这些问题的任务，事后都要由文字新闻来承担，广播、电视当场很难用音响、图像来完成，因为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记者独立思考、查阅资料、请教行家，这都需要时间。日报发昨日新闻，晚报发当日新闻，因而分别有一天、半天的缓冲时间来评析某些重大新闻事实。广播、电视的实况转播与报道对象同步发生、发展，哪有缓冲时间呢？
据《新闻学简明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解释，深度报道“是一种为对抗电子新闻竞争而发展起来的报道方式，它的主要特点，要在‘why’（为什么）和‘how’（怎么样）中进一步深化，要求‘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在‘时间’（when）上，不仅要说明现在，还要追溯既往，推测未来；在‘地点’（where）上，不仅要报道现场，还要注意到地点的延伸和涉及；在‘人物’（who）上，不仅要采访当事人，凡直接间接有关人员都应采访；在‘新闻事实’（what）上，与新闻事实有关的情形与细节都要尽量搜集；在‘原因’（why）和‘经过’（how）上，不仅要说明新闻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而且还要分析它的意义，预见事件的发展和影响。”
由此可见，愈是加强报道的深度，便愈要求记者有文字功底、思想深度。在那些重大新闻事实面前，一个思想平平、不擅长文字表述的人，怎么能够迅速而又深刻地说明“为什么”和“怎么样”呢？ 
郭晓明：记者怎样才能具备过人的思想？
王武录：记者要具备过人的思想，从外部条件看，有待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工商业则是按国家计划运行，也没有走上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市场。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当年在经济结构上的特点是封闭性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政治上一直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与外部世界基本上是隔绝的。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登上了月球。当时全世界有5亿多人观看了电视现场转播，而中国人（除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外）却没有看到实况录相。由此可见，我们当年与世隔绝的程度。
从世界史看，全球古代五大文化系统，惟有中国文化没被打断过，这说明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有其长处的。但是，它多直观而缺乏逻辑论证，崇尚求同鄙夷求异，结果难免使人们只选择一个视角、一个方向去认识事物。
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对记者生发过人的思想都不是很有利的。
所幸的是，今天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了经济改革步伐；同时在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另外，加上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为记者生发过人的思想，提供了相当优越的环境。试想：单是一个新的思维工具如观测工具、实验工具、计算工具，新的思维方法如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模型化方法、择优化方法，就使记者在认识能力上获益多少？
王永亮：能否从内因方面谈谈记者如何具备过人的思想？
王武录：记者要具备过人的思想，从其自身看，要加强情况积累，提高理论水平，钻研专业知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是马克思关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简要概括，我们也可从中看出“情况积累”“占有材料”的重要性。
一般说来，记者占有材料积累情况，首先表现为了解当前社会生活，知道具体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什么是最突出的，什么是一般的，那些问题的相互联系是什么，人家已经报道了什么，广大读者希望进一步报道什么……如果说记者过人的思想是金子，那么积累情况就是采掘金矿石。
不错，当前社会生活包罗万象，具体工作难以计数，我们不可能成为“万事通”。但是，穷毕生精力，了解和研究某一个行业、某一个方面的一两个问题，总是可以的吧？围绕那一两个问题，积累情况并不难。记者、编辑大体都有分工。从我们分工的方面入手，既自己动手搞些专题调查和系统调查，又留意于各地公开见报和内部参阅的资料；同中央和地方的主管部门，同各级专门从事调查研究的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那就渐渐有情况积累了。这里列出八个有关“情况积累”的题目，供你们参考：
第一，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的自然概况、社会概况、历史变迁。
第二，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三，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的特点、优势、劣势各是什么？
第四，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本年度的、最近三五年的主攻目标是什么？要达到这些目标该解决哪些问题？
第五，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当前面临的重大矛盾是什么？
第六，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建国后取得了哪些成绩？走过哪些弯路？从这些成绩、弯路中能得出什么经验、教训？
第七，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著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概况。
第八， 同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和港台地区厂商、团体的概况。
记者积累情况，还包括了解业界前沿问题。像报纸记者对当前报业前沿问题，如怎样处理好报业与产业、事业与企业、相关产业与非相关产业、放开报纸销售渠道与增强报纸喉舌功能、业内融资与媒体上市的关系等，要是有相当的感知，那也有助于他生发过人的思想。
郭晓明：请您再谈谈记者提高理论水平与其生发过人的思想这二者间的关系？
王武录：记者在积累大量情况的同时，如果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这些情况，那看问题就能鞭辟入里。所谓过人的思想，说到底就是记者运用革命理论的爱克斯光镜和手术刀，对包括报道对象在内的现实生活进行透视和剖析的结果。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有个响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伊始，议论纷起。当时，年近花甲的《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力排众议，率先报道了这一口号。一些中青年记者在感叹他的过人之处的同时，问他为什么敢于这样做？林里说：如果我们懂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那就会感到这个口号没有错。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同类商品中，个别劳动时间如果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生产者就可以比社会一般生产者多得到金钱。所以马克思把一切节约归结为时间的节约，一切浪费归结为时间的浪费。日本有家公司，连开会的时间都列入成本。他们规定：“会议成本=2ABT”，A为每小时该公司全体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B为该公司与会人数，T为该公司会议时间。所以“时间就是金钱”。至于“效率就是生命”，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成正比，与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这一基本原理的体现。
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理论了。改革开放所面对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非经济的障碍，民族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种种不良的积习，无不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进行剖析。
比方，雇工带来的贫富悬殊增大；企业破产带来的失业……对这些，记者就不能只用传统的道德观念去评价，还要用合乎经济规律的眼光去对待，只偏执于前者，采写出的报道必然一般化，因为它是在有意无意地维护某种过时的公平；兼顾后者，笔下就可能闪出过人的思想火花，而它又无疑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点燃。
再比方，我们过去由于理论功底不厚，对妇女丧夫不嫁之类好作过分的礼赞，对金钱之类好作过分的鞭笞。倘若今后仍然如此，那么读者就不仅要嫌我们思想平庸，甚至会笑我们在散布发霉的封建道德观念，在做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蠢事。
郭晓明：请您继续谈谈记者钻研专业知识与其生发过人的思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王武录：一个记者，如果对编辑部分工他采访的那个行业、那一方面的实际工作情况相当熟悉，而且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那些情况，又大体懂得那个行业、那一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么，大而言之，他有可能成为那个行业、那一方面的权威发言人之一，他提出的见解，并不比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逊色，甚至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决断那个行业、那一方面的方针大计时，都有可能被采纳；小而言之，他会成为采访对象的合格对话者，而不至于一开口就证明自己的无知，一开口就证明自己对所采访的事物一无所知。
曾任人民日报记者部、社科院新闻系负责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商恺老师当年在回顾他40载记者生涯时，曾这样劝告我等年轻人：“好好读书作学问吧！知识面愈宽愈能出思想，愈能睁大眼睛看世界”。他还建议新闻研究生和青年记者分三步读书以拓宽知识面。
第一步：看看《史记》选，唐宋诗词选，鲁迅杂文选，古今散文高手的散文选。看看一些大学编的有关哲学、经济学、语言学、逻辑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方面的讲义。
第二步：看看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统计学、传播学、自然科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论、情报资料、公共关系方面的通俗读物。
第三步：你分工搞什么报道，就去看看那些同该报道有密切关系的专业书籍。你分工搞林业报道，即便你不能具备林学院（大专）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也要努力具备林校（中专）毕业生的专业知识。
也许有人以当代科学呈现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两大趋势为根据，觉得这个书目过宽只适应“综合”，而不适应“分化”。其实，在促进记者生发过人的思想方面，还是要讲“综合”。
比方，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在大学期间，深入研究过哲学（与著名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和威廉?詹姆士过从甚密）、比较文学、经济学（是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陶希格的学生）、历史、政治学（颇受英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格雷厄姆?华莱士器重）、美术、社会伦理学。所以他才成为纵论世界风云、影响美国几代人的思想与政府决策的人物。
再比方，日本一家软科学机构分别对没有学过专业的、学过一个专业的、学过两个专业的、学过三个专业的人进行调查，看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创造能力如何？统计结果表明：只学过一个专业的人创造能力最小（参见《当代领导与软科学》第2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谁的知识结构朝着综合化、整体化的方向发展，谁就有希望生发过人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从许多发达国家“思想库”、“脑库”（即我们常说的“智囊团”）的专业结构中也可以看出来。它们大都是由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企业管理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生态学、数学、系统分析、工程技术等多方面人才组成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专业结构才能产生出过人的综合智力，就诸多问题提出有独创见解的办法来。
王永亮：记者钻研专业知识，还包括对新闻业务前沿问题的把握。离开这一点，记者也不易生发过人的思想。是否再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王武录：我们前面提到，新闻报道是记者思想的外化。把握新闻业务前沿问题，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替记者那过人的思想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眼下，新闻业务前沿问题，总的说来，仍然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与提高引导水平的统一。为此，是否应抓住六个环节，注意五个方面？
六个环节是：
第一， 从取材趋势来说，业务性、行业性、生产性、工作性的题材占整个题材的比例下降一些，而信息性、社会性、生活性、娱乐性的题材占整个题材的比例上升一些。
第二， 从采写对象来说，由重点采写某个别企业或单位而变成重点采写市场或某一条条块块。
第三， 从报道时态来说，变过去时（告一段落者）居多为现在时（正在进行者）居多。
第四， 从行文风格来说，让判定式、训诫式、单色调的文字，更多地变成探索式、启发式、多色调的文字。
第五， 从说话口气来说，变居高临下为平等交流。
第六， 从发稿节奏来说，变大哄大嗡、大起大落为“长流水，不断线”，保持新闻舆论常态。
五个方面是：
第一， 热点引导不要“训人”。即在围绕某一热门话题来引导舆论时，要尊重读者，重视读者的主动性与多样性，尽量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写文章的“在布道施法”，读文章的“有错误认识”。
第二， 宣传英雄不要“无情”。即在宣传英雄模范人物时，要尽量淡化他们“抛妻别子”之类的事，要告诉读者，英雄的可贵正在于他有普通人的情感，又创造出了不同于普通人的业绩。
第三， 推广经验不要“孤立”。即在评介、推广某一先进经验时，要讲清它产生的时空条件，即创造经验的单位、个人与社会的各种联系，推广他们的经验可能面对的现实困难。
第四， 理论普及不要“抽象”。即在展开理论宣传时，要理解理论的深刻内涵，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通俗化，深入浅出地说明理论的意义及作用，不要因为我们枯燥地照本宣科而导致读者对理论本身的疏远。
第五， 对外发言不要“单一”。即在展开对外宣传时，要在保持统一方向的前提下，提倡多层次、多角度的表现形式，不要都是同一强度、同一态势、同一方式，那样会导致国外读者形成某种偏见。
王永亮：听说2003年9月北广03级博士生入学时，您作为博导代表之一在迎新大会上做的题为“好时代?大学者?有忧患”的发言，令人感奋而动容。此处，您能否再复述一下您当时的话，以飨读者？
王武录：那是一个五分钟的即兴发言，不过也是从北广办学理念中的“国际化”这个元素生发出来的。
前面说了，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二位。1980年前后，中国、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旗鼓相当；如今，中国是印度的两倍。1988年前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一半；如今，俄罗斯是中国的一半。正是有这一系列数据支撑，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迎来了北京文化周，英美领导人用中文问候全球华人“春节好”……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这样的时代，中国应该出享誉全球的大学问；中国新闻传播界应该出李普曼那样教会几代美国人如何思考的大学者；以信息传播为特色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之一北广，应该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当然，我们激情洋溢，但决不盲目，更不粉饰太平。我们到西方发达国家访问就有印象：大陆高校在海外的影响，有时还比不上台湾高校。北广的校友虽然遍布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像我一样的北广后来人仍须努力奋斗，寻找走向世界的切点。
有资料显示：近200年来，在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华文报刊，累计总数4000多种。目前仍在出版的印刷媒体有500多种，其中日报100多家，期报180多家，各类刊物230多种。眼下海外还有近百家华语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更难以胜数。这些华文传媒不仅为华侨华人社区提供资讯服务，而且有的影响已经超越华人社区，与当地主流传媒并驾齐驱，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华文传媒不仅在传承中华文明，客观报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就，促进华侨华人社会团结与进步，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已成为紧密维系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桥梁和纽带。2003年9月22日在湖南长沙开幕的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就吸引了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5家华文传媒的、170多位主事人赴会（参见2003年9月25日《中国新闻出版报》第一版）。今日海外华文媒体数量之多，地域分布之广，形式之多样，影响之增大，由此可见一斑。显然，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这些华文传媒在海外华侨华人界、发展中国家民众乃至西方上流社会中，正面作用会越来越大。从北广现有条件特别是汉语普通话教学科研优势看，全球华文传媒的人才培养和作品研究，可能是学校走向世界的突破口。
我来自长江北岸的一个小山村。故乡农民兄弟自我提醒应有自知之明时，常说“你可晓得你吃几碗干饭？”这乡音俚语已溶入我的血液中。面对“北广走向世界”这个命题，我知道自己吃不了几碗干饭。这不是阿Q式的自轻自贱，而是痛苦地解剖自己和冷静地面对现实的必然结论。我眼下不懂英文，且年龄五十又五，日后也不可能再去学英文。而不通英文者，在学术上与国际接轨也难。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今后就不能为北广大厦添一砖一瓦。
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忧患辛劳可能是我们这一茬人“老三届”的长处。前面也说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党报的发行、经营以及党报研究都颇令人忧虑。在北广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日报等报界以及各界热爱党报的人士全力支持下，本人愿同所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一起为党报的教学、科研劳作下去。
人大体有凡人、强人、哲人、圣人之分。强人、哲人、圣人或曰“知难行易”，或曰“知易行难”。在凡人的我看来，知不易行亦不易，知难行亦难。抽象出办学理念、实践办学理念，都需要一代又一代北广人奋斗下去啊！
王永亮、郭晓明：谢谢王老师接受我们采访。从您的言传身教中，我们体会到有过人的思想不易，实践那思想更不易。但请您相信，同您一起追求过人的思想，实践那思想的，将是一支愈战愈强、愈行愈远的队伍。
（原载《王武录自选集》P21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