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大后,中央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改进文风提出明确要求,“党报改文风”在2013年再度成为理论与实践领域一个热点话题。文风问题,是我党新闻工作的一个历史性的恒久话题,关涉党风建设和新闻宣传文风建设,体现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价值观和国家治理艺术,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老话题不断被赋予新内涵。如何审视新一轮“文风”改革的实质要求和具体内涵,怎样采取有效举措来实质性推动文风建设,需要我们做出新的理论阐释,以更新我们的传播价值观,提高传播艺术水平,切实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铺垫理论基础。本文将结合党报发展历史和现实以及党报理论的建设与发展脉络,探讨党报传统以及党报在新时期呈现出的格局和特征,并进而澄清党报改文风命题的现实意义和路径。
一、中国特色的党报传统及党报本质属性的再谈讨
从全球新闻发展史来看,党报曾经在各个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或长或短地出现过,欧美发达国家也经历了一个党报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约18世纪-19世纪前半期),后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新闻自由体制的发育成熟,党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党报发展脉络及其没落展现了西方的现代主流传播价值观转型,体现了从以政治宣传为中心向以专业主义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传播价值观的转向。党报在欧美发达国家作为主流媒体的存续时间并不长,且已经不再具备现实的理论合法性。
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为时甚晚,且选择了迥异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在革命和建国的进程中,我们建构了基于本土国情和现代化路径选择的新闻宣传工作体系,党报在其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并被赋予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的定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报传统,包括党报体系和党报理论体系。这条传统在历史实践中既一脉相承,又不断与时俱进地突破创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及当代媒体技术变革的进程中,党报本身也在不断地探索改革,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和特征,在这种新形势下探讨“党报改文风”话题,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审视党报传统和现实特征。
在党报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中,很多讨论将“党报”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来使用,或将党报当作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现代大众媒体来看待,并视为中国的主流媒体;或将中国所有党报当作一种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报纸类型来探讨,忽视了其内在的异质性。这些论述存在着对党报发展历史与现实的理论简化问题,忽视了历史与现实双重视野下党报本身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将其当作一个貌似指称透明的概念来使用,实际上导致无法有效解释现实、指导改革的理论盲点。
关于党报传统和党报的属性问题,弭秀玲于1992年在《从组织传播彻底转变为大众传播——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思考》 一文中曾经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遗憾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她提出了几个值得深思的观点:(1)从传播学的视野来审视媒体的属性,依照传播主体、决定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动因以及受传者的差异,可以将媒体划分为组织传播媒体和大众传播媒体;(2)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有两条党报传统,即两种不同传播模式的机关报:一是以延安《解放日报》为代表的组织传播型报纸,一是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型报纸。两种报纸、两种传播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都很好地为当时的革命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众多报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继承了解放区报纸的传统(延安《解放日报》),而没有或很少继承重庆《新华日报》的传统。这些报纸严格说来,基本上是一种组织传播手段,远不是大众传播媒介。(4)新时期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从组织传播彻底转变为大众传播,继承和发扬重庆《新华日报》的光荣传统,把党报办成真正的新闻学意义上的大众化报纸。
弭秀玲的上述观点,我们不妨借用当代理论大师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的话来评价:充满了“洞见”,也暴露出“盲视”。 一方面,她从传播学视角反思了党报的本质属性,一针见血提出“洞见”,即我国存在着两种党报类型,具有两条相互独立的党报传统;新时期新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革新观念,将党报办成大众传播型的报纸;她的观点在理论上发人深省。另一方面,弭秀玲的观点也暴露出顾此失彼的“盲视”,绝对化地否定了延安《解放日报》传统的现实价值,过度张扬重庆《新华日报》传统的价值;在理论判断上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没有认识到两种党报类型各自具有的存在合理性,也没有为折中型态留下空间。站在当下理论研究的地平线上,我们理当拥有基于历史观察的更多后见之明,进一步去厘清党报历史传统及党报理论认知的盲区。
二、用理想型分析方法建构当代中国党报的类型理论
基于上述文献研究,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党报的历史和现实,充分关注其间呈现出来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践,建构新的理论模型来予以描述与解释,以澄清当下中国党报的实际状貌,进而针对性地解决党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为了建构中国党报的类型(Genre)理论,有必要借助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理想型分析”(ideal-typical analysis),建构基于经验现实而抽绎出来的“理想型”(ideal type,又译“理想类型”、“理念型”)。所谓理想型,是指研究者选择、抽绎和归纳研究对象的某些重要的典型特性,舍弃或忽略另一些次要的非典型特征,建构概念,以描述某类具有共性特征的对象或现象。理想类型是在现实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抽象,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它不等同于现实本身,在现实中也找不到完全一致的对应物,但理想型对于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党报历经改革与创新,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和充满异质性的特征。运用理想型分析,我们可抽绎归纳其类型化的特征,将当代中国党报划分成下述几种主要的类型(见下表):
当代中国党报的类型
|
理想型 |
代表性报纸 |
1 |
组织传播型党报 |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
2 |
组织传播兼大众传播型党报 |
南方日报、解放日报 |
3 |
大众传播型党报 |
广州日报 |
上述党报类型的划分,建立在对经验现实进行抽象归纳的基础上。第一类中央级党报的发行市场理论上十分广阔,面向全国各类人群公开发行;但实际上的主要发行路径依赖于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公费订阅,发行对象主要是党员及领导干部。如果将其发行对象锁定在该类人群身上,理论上的读者群应该是8000多万党员及领导干部,实际发行量也达到300万份左右。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实际发行量来看,这个足够大规模的受众人群都值得去办一份针对性的报纸。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央级党报的受众人群实际上具有高度的对象性和同质性,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与形式以及传播对象来看,具有浓厚的组织传播媒体的特征,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庞大的政治组织内部从事新闻宣传和信息传播活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级党报具备官方意识形态权威地位,其新闻宣传活动具有鲜明的主导政治色彩。
第二类省级党报面向的发行市场限定在行政区域内,兼具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双重品质。由于此类党报面向的市场有限,如果走纯粹的组织传播媒体路线,面向区域内党员干部群众的发行人群规模不够,报纸无法壮大市场占有率;但又不能忽视相当可观的党员干部人群,因此采取了兼顾的策略,既作为省委机关报按照组织传播的风格服务于党员干部人群,也还拿出版面来扩张受众人群,面向一般的大众人群,以确保其发行量、市场占有率和社会影响力。经过不断地改革探索,为了确保发行量和影响力,一些成功的省级党报确实采用了这种两头兼顾的发展策略,例如《南方日报》和《解放日报》。
第三类地市级党报的发行市场最小,如果走传统机关报的路线,按照组织传播模式来办,其发行量将非常小,其社会影响力也势必微弱。在报业改革政策的指导下,一些成功的地市级党报成功地转向大众传播路线,以为市民提供专业新闻和信息服务为诉求,弱化了机关报风格,取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成为地域性报业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大众化报纸,以多年雄踞中国报纸广告收入首位的《广州日报》为最典型的代表,其发行量曾经常年居于100万份以上水平。
基于上述的理想型建构,可以得出下述结论,中央机关报实际上适合走组织传播路径(面向8000多万党员干部,300万份实际发行量),这份报纸具有重大的战略性价值和意义,它的存在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应该基于自身的特殊读者群而办出自己的风格;在既有的政治治理格局下,既无必要走大众化报纸路线,也不可能真正地大众化。相对而言,省党报适合走兼容组织传播(面向300万左右党员干部,参照人民日报发行人群总数和实际发行量的比例来推算,可获得约15万份发行量)与大众传播的发展路径,适当扩张其读者人群,以期获得大众市场的发行份额,壮大报纸自身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地市级党报适合走大众传播路线,如果固守组织传播属性的传统机关报路线(面向平均15万党员,按照推算,仅可获得约8000份发行量),其生存能力将很弱,实际社会影响力也将微不足道。
三、党报类型理论的实践指导价值
在上述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我们厘清了当下中国党报的类型体系,充分澄清了党报了多样性和异质性。在当下报业市场上,党报有办得成功的,也有办得差强人意的,根本问题在于传播价值观方面的认知模糊,在理论上没有厘清其属性和定位,到底是走组织传播路线,按照组织传播型媒体的要求来改进其传播艺术,还是走大众传播路线,按照大众传播规律来提高其传播艺术水平。因此党报类型理论对于我们推进党报改革和改文风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组织传播的主体是组织,对象是组织人,也就是实践中的党员领导干部,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组织传播媒体承载的是主导文化,它是倡导理性主义、精英主义、禁欲主义文化。大众传播的主体是社会化、专业化传播机构,其传播对象是社会大众,它承载的是大众文化,更具感性主义、民粹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趋向。因此,两者间的传播价值观有着理论上十分鲜明的异质性。在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着调和两种文化的折中可能性,于是衍生出第三种型态的党报。这一点对于我们思考不同类型党报的报道内容、形式以及风格具有重要的解释力,也得以揭示出为什么有些党报办得成功、个性鲜明,有些党报办得不伦不类、乏善可陈。
除了上文所言的理论解释力之外,党报类型理论在下述两个方面也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1)关于内容改版。三类党报的属性定位决定了其内容的根本风格,不能用同一套标准来要求三类不同属性的党报。也就是说,不能按照大众传播规律和美学要求来评判组织传播型党报,反之亦然。党报经常性地改版、改革实有必要,但是公众没必要错误地预期改版能够使之成为某种风格的报纸,这实际上淆乱了按其根本属性来评价其传播行为的标准。从文化分层理论来看,人民日报改版、央视改版、央广改版,改来改去,还是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不会是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而地市党报改版,可以走大众传播路线,较多地诉求“大众文化”,可以接受大众传播标准的检讨。因此,党报类型、内容定位与改版策略之间不要出现错位,否则只会是徒劳无功的折腾。
(2)关于党报发行改革。报刊的发行,马克思曾经区分了“公费支持的”报刊(公费订阅)和“公众支持的”报刊(大众付费购买)。现实来看,报刊发行方式包括公费订阅、私人订阅和报摊零售等。党报的发行改革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属性、定位和特质,三种不同类型党报的发型策略应该有着明显差异,大众传播型党报理当加强零售发行路线,“党报零售”、“党报上报摊”的话题是有价值的;但是组织传播型色彩浓郁的党报,如果也拓展零售市场,几乎可以肯定是费力不讨好的,属于浪费发行成本搞荒唐改革。现实来看,2012年几家不同类型的党报发行情况是:人民日报约300万、南方日报约98万、解放日报约45万、广州日报约185万,其中《人民日报》走组织传播路线,基本上来自公费订阅市场,走大众传播型的《广州日报》的发行量则主要依赖零售市场。
四、党报改文风的现实意义及路径
在当下党报发展的新格局和新形势下,再度将“党报改文风”提上议事日程,昭示了党中央面对国家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从加强党风建设的高度,与时俱进地推动传播价值观的革新,着力改进传播艺术和提升传播能力。从其针对的对象来说,应该主要是指向组织传播型媒体,着力点是希望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和文风,来实现密切联系群众,解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这更多地是组织传播价值观的一次与时俱进的革新运动。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一种政治价值观和执政导向,实际上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以及组织传播型媒体要树立起正确的传播价值观,了解基层实际、反映群众意愿、树立良好形象、推动具体工作。鉴于组织传播型党报以及兼有组织传播职能的其他党报的主要受众群是党员干部群众,“改文风”的目的是要在全党形成良性的舆论氛围,重塑执政理念,扶正祛邪,去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破坏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弊病,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基层发展难题,巩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面对具有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党报业态,不同程度地负载组织传播使命的党报必须在“改文风”的实践中积极呼应这一当下的主导传播价值观,根据自身的根本属性和定位,各自发力,按照“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指针,既充分做好组织传播型态的新闻宣传,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形成革新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文风的舆论氛围;又顺应大众传播规律,做好专业信息服务,不断地创新大众传播艺术,从而形成相得益彰的多样化党报发展新格局。
此外,上述的理想型理论建构没有充分考虑到党报的网络化、数字化传播问题,实际上所有的党报皆已深度地融入了互联网,数字化党报已经植根于网络,成为传播国家主导文化价值观的支柱性力量。鉴于当下网络传播在社会舆论建构方面的日益强势,互联网又是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的便捷传播场域和主流阵地,各类党报的网络化生存能力直接影响到主导价值观在网络领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组织传播型党报尤其需要诉诸数字化渠道,使主导价值观的宣传能够成为网络中的强势声音,形成强势的主导文化,引导舆论,使有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舆论建构能够在多元舆论场中成为正面的导向性力量,从而使党的执政价值观以及执政作为具备更高的可见度。因此,“改文风”的宣传以及改文风的新闻报道是有效地塑造执政党形象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惟其如此,才能形成“主旋律响亮、多元文化和谐”的传播格局。
结语
本文探讨了中国特色的党报传统和现实格局,运用理想型分析方法建构了党报的类型理论,较清晰地梳理了党报的发展格局和型态,可以解释党报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厘清了党报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格局来看,庞大的执政党队伍使得组织传播型党报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充分必要性,而大众传播型党报的转型也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合法性。党报要发展,必须正视这一理论前提,才能走出更加宽阔的路,形成多元化而又相得益彰的大传播格局。从这一理论出发点去探讨“改文风”话题,更具针对性,更能领会其重要性和实践路径。当然,本文的理论探讨,同样存在着理论简化的问题,理想型方法存在着理想化、绝对化的瑕疵,无以完全复原经验现实的复杂性,这也使得党报类型理论的解释力打了折扣。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2.张帅:《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方法》,《山西煤炭管理
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 Noam Chomsky, 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 Z Media Institute.
参见弭秀玲,《从组织传播彻底转变为大众传播——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思考》,《学海》,1992年第4期;弭秀玲,《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思考》,《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4期。
参见保罗?德曼,《盲视与洞见——论当代批评之修辞》(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1971)。